朗尼的中国管家居然替他们烧了很不错的中国菜，还煮了饭、炖了汤，令斯年和慧心惊喜不巳。
“好久没吃过正宗的家乡菜了。”她说。
“我是沾你们的光。”朗尼搓着手开心得很。“她从不烧中国菜给我吃，她叫我——‘鬼佬’！”
这一声“鬼借’把斯年和慧心都笑坏了，朗尼讲得字不正，腔不圆，又怪又滑稽。
饭桌上气氛十分融洽，斯年和朗尼仿佛已是好老。好老的朋友，他们几乎无所不谈。
晚餐后，他们移到灯光柔和的客厅。
“一个月后你们回香港时，我会来纽约送你们。”朗尼真诚地说。
“如果你忙就不必了。”蕙心说。
“难得找到像斯年这么好的聊天对手，”朗尼摇摇头，“我们应该在六年前就认识，对不对？慧心。”
斯年知道他的意思是说，若干六年前相识，就不会有斯年当神父这回事了，但——命运，谁拗得过？
“总之我们已经认识，已经是朋友，”斯年凝望着他，非常真诚的。“将来我们会有许多时间交往。”
“你来哈佛？”朗尼大喜。
斯年看蕙心半晌，终于说：“有机会——我想试试。”
蕙心大震，他说想来试试？斯年，那表示——表示
在纽约的总公司实习，蕙心就觉得轻松多了，到底有六年的工作经验，又是她所熟悉的业务，而且实习——也不会真要处理什么事，比起在香港那种繁忙，她觉得简直和休假没有什么分别。
斯年也很闲，他总是在酒店他的房里等蕙心，他不是说要在纽约的教会帮忙做一点事吗？
他从来没提过这事，慧心也没问——她是不敢问，因为斯年看来像有心事。
蕙心刚从公司回来，斯年的电话就来了。他总是能准确地算定她回来的时间。
“今天工作仍然愉快？”斯年问。
“除了等足了八小时比较苦之外，其实我只是到每个部门找熟人聊天。”她笑。
“那有什么好实习的？不如回香港。”他说。
“这是公司的制度——斯年，你想回香港了？”她说了一半，猛然惊觉。
“没有。”他考虑了一下。“不过很无聊。”
“斯年——”羞心想问教会的事，却忍住了。“我马上过来，我们当面谈。”
“出去走走，好吗？”他问。闷闷地。
“好——但是去哪里？”她问：“天快黑了，我们有勇气站在纽约街头？”
“其实也不一定会被抢，那要看个人的运气。”他终于笑了。“我们去兜风。”
“新泽西州？”她的心情跟着他的笑声好起来。
“只要走走，地方并不重要。”他说，笑声消失，又有点深沉。
“好——我五分钟过来。”她开始不安。
斯年怎么了？难道——又有什么挫折？打击？
“我过去，”他说，“我去接你。”
放下电话，她胡乱地摆摆头发，抓起厚大衣就往外冲去。斯年住在隔壁，走过来这里一定很快。
打开房门，他果然已在站那儿。
相对凝视一阵，两人都心意相通地笑起来，他们实在已太了解对方。
“走吧！”她挽住他的手臂。
两人默默地走进电梯，落到大厅。
“今夜恐怕要下雪了。”他望一望外面的天空。
天空看来阴沉沉的，出了酒店门，寒风立刻包围看他们，那种冷——很刺骨。
“下雪——我们还去兜风？”她问。
“还没有下，下的时候车开慢点就成了，”他让门童去替他们取车来，“下雪的时候气氛很美，非常宁静，你能听见飘雪的声音——而且一开始飘雪，天气就不会那么冷了，融雪时才冷。”
“好！我们来一次雪中夜游。”她的兴致来了。
“正好碰上而已。”他说。
“偶然相遇，总比刻意安排好。”她看他一眼。
他思索半晌，点点头。
“是。”他的声音低沉。
他今夜——惰绪怎么如此低落？为什么？
门童把车开过来，斯年塞了三块钱给他，他立刻殷勤地替他们开车门，笑容堆了满脸。
“祝你们有个愉快的晚上。”他还在车外叫。
汽车平稳地向林肯隧道驶去，慧心望望窗外，天空的阴沉就是雪兆？那和我们下雨前的雨兆差不多，是吧！转回头，她看见斯年脸上的阴沉。
“斯年——是不是教会方面有麻烦？”她忍不住问。
他摇摇头，什么也没说。
“我能——帮点忙吗？”她再问。
“没什么可帮忙的，”他勉强微笑一下，“你不要胡思乱想。”
“斯年，看你情绪低落——我会心乱。”她真诚地。
他伸手握住她的手，摇摇头，却是默然。
“今天——发生了一点事？”蕙心再问。
“没有。”他说得很费力。
“为什么不告诉我真话？”她柔声问。
他再摇摇头，无奈地苦笑。
“我突然很怀念比利时那间在河边的教堂。”他突然说。
慧心一愣。那是——什么意思。
“我觉得那段日子是我近几年来最稳定、最快乐的日子。”他又说。
近几年来？他是说当了神父之后？那么——他现在不稳定？不快乐？
“抱歉，我知道是我令你如此。”她垂下头。
“怎能怪你呢？”他叹息。“教会是一回事，你是另一回事，中间虽有些矛盾、痛苦，却不是我说的——不快乐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”
“那——你的不快乐是什么。”她关心的问。
“是我本身的问题，”他摇头，“可能——－我原本就是个不快乐的人。”
“怎么会？以前你比谁都快乐，比任何人都更热爱生活，你忘了吗？”她急切地。
“怎么会忘呢？”他说：“那是以前。”
“你可以变回以前的你。”她说。
他眼睛直看着前面的马路，似乎没听见她的话。
“我是说——”她想再说一次。
“原来——我心目中的神父和现实的并不一样，”他忽然笑起来，把话题岔开，“或许是以前看电影的错觉，以为神父只要努力进修，做些教堂里的事就行了，非常满足快乐。可是，现在不同。”
是他对神父形象的幻灭？她不知道。
“你——不习惯？”她问。
六年了，不习惯的也该习惯了。
“我格格不入。”他苦笑。
“但你怀念比利时。”她说。
“那时不一样，我只在修道院，主持神父是我当年的教授，我们很融洽，也没有一些现实问题困扰。”他解释得很困难。
“现实问题？”她问。
“其实现实问题可能并不存在，只是我个人——我可能把一切太理想化了，所以会觉得格格不人，会觉得很不快乐。”他说。
“那么——可想换一个环境？”她小心地问。
他没有立刻作答，想了好一阵子才说：“回香港的时候，我不送你回去了。”
“你要——留在美国？”她心中一动。“朗尼那边有消息？哈佛会请你教书？”
“不——我想回比利时。”他放开了她的手。
“回——比利时？”她心中一颤，再也讲不出话。
他回比利时表示什么？一了百了？包括香港的教会、蕙心，包括那一段看来刚有一丝希望的感情。他真想这么做？他真想放弃一切？
“是的。”他声音里有着悲哀。“只有那儿才能令我平静，我实在——不该走出来。”
“那——你为什么要再出来？”她心中开始发冷，她原以为有希望的——
“我——”他轻叹一声。“是我软弱，我始终想——再见你。”
“这是你回香港的惟一目的？”她问。
她能感觉到他矛盾得那样痛苦。但，她完全帮不上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