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得到三天假期。
家中少了父母亲，显得非常空宽，常常一个人坐在冰阴的客厅中，深觉生命多余。
最后一天，我趁着店铺末打烊，跑去理一个发，把油腻的发发剪掉，熨得巾在头上，又买了十来套素色衣裳，正值减价，还拣了个便宜，又配了皮革手袋。
再没心思，也得从头开始，活着的人要活下，从头收拾旧山河。
第二天一身全新的去上班，虽然没有化妆，也觉得同事们对我略加注意，觉得对我颇有从头估计的必要。
我不是为他们，而是为自己，再不如意，也已经发泄够，即使表露，也不必如丧考妣地永远不饮不食。反正是要活下去的，不如把臭皮囊装饰得美丽一点。
一切最坏的已经过去。
滑稽的是，母亲在银行的保险箱一打开，里面有四十多两金子，时值十多万。
早晓得有这笔钱，我就辞职不干，从头来过。
此刻做生不如做熟，反正老皮老肉，也不想看报找新工，数个月瞧瞧形势再说。
我不能没有工作，即使现在白天劳累一天，晚上回到家，还是得很。
竟没有机会认识新朋友。
鲍司里来来去去是那一班牛鬼蛇神，我现在晚上又不出去，哪里有伴。
听人说的士高里风光非常好，十分钟便可以交到异性“朋友”，搭着肩膊亲亲热热离开。
我并不是受首先观念束缚，而是深深认为这种男妇关系不但邋遢，基本上也解决不了寂寞愁闷。
也许端木说得对，我心情太过沉重，神情太过拘谨，所以不受朋友欢迎。
谁的心底没有一两件不如意的，谁的生活中没有小挫折，也不必象我这么成日价愁眉苦恼的。
李太白那“人生在世不称意，明朝散发弄扁舟”太过潇洒，商业社会中不容许这样的行为，我还是抬起头来面对现实的好。
这般阿Ｑ精神一番，我觉得有种前所未有的胜利，面孔上居然露出微笑。
同事甲同我说：“你知道吗？老板要转职。”
“什么？”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新闻。
“一朝天子一朝臣，我们未必做得长。”
“不一定，新老板是谁？我们这位又怎么要走了？”
“唉，你家在这半年发生这么大的变化，也难怪你无暇兼顾其他的事，他说要走已经很久了。”
“走到哪儿去？”
“移民。”
哦，原来如此。
“新老板几时来？”
“你不知道吗？”乙说：“下个月十二日。”
“这么快？”丙问。
“他带着一男一女两个亲信过来。“乙又说。
我心想，事情不可能更糟了。管谁过来都一样，反正这一位老板不肯原谅我，我再努力也不管用，说不定新老板一上台，反而有个转机。
乙说：“你要振作点。”
“我？”我问。
丙说：“是呀，年纪大了总会去的，做儿女要节哀顺变。”
我说：“谢谢你们关注。”
“情绪低落，会影响工作的。”
“是。”我很温和。
饼不到一会儿，新老板带着助手过来。那一男一女似金童玉女似的，和蔼可亲，办事落力，看样子是要整顿公司的风气。
同事甲跟我说；“董小姐已结了婚。”
最近同事们比较肯跟我闲聊。
“结了婚怎么还称小姐？”
“现在流行这样。”
“哦。”我说。
“萧先生是单身。”
我微笑，我也察觉了，每当他走过，自打字员到公关部主任，都立刻表示关注，纷纷打招呼、起立、借荫头与他攀谈，小姐想高攀，太太们家里许还有适龄的妹妹、侄女、表妹之类。
而我。
在这一年里，我是灰了心，哪里还有心思，任凭人花簇簇地宦去官来，我老是皮笑肉不笑地做正经事。
不过趁着乱纷纷，我地位的危机似乎也已成为过去。
在骨节眼上，不忍耐是不行的。
萧先生传我进去问话，叫我说一说我那个部门的情况。
我很警惕，为什么单叫我？还是每个人都叫？我很中肯地解释一下，他问到细节，我就不肯说了。
他是一个很斯文的年轻人，看得出来自环境相当好的家庭，面孔上有种未经风霜的朝气，但性格又很谦厚，见我不肯多说，就不再问。
象以前一样，我并没有趁此机会撑足了篷向上司献殷勤。
很久之前我已经发觉自己对人很冷淡，经过这事，更加孤拐，无法与同事融洽起来。
我在下班的时候收拾好文件，准时走。
其他的同事起码还打算多留十分钟，没事做也在纸上画乌龟，表示忙碌。
萧先生走过来，跟我说：“有一件事，你比较在行，我想请你一块去走一次。”
我很讶异，已经下班了，什么事？
“烦你今天超时工作。”
“没问题。”只要是公事，便没问题。
女同事们投来艳羡的目光，即使是公事，也昌好的，能够与萧先生单独出去，哗！
我挽起皮包与他出去。
他驾车。萧穿一套呢西装，非常沉着的颜色与式样，配条文静的领带，我坐在他身边，有种和煦的感觉。
我们到一家厂去看货版，他觉得不错，正是我熟悉的题目，我第一次在他面前清晰表达我的意见。
办妥公事后他邀我晚饭，我肚子忽然饿起来，胃口恢复机能，说希望吃日本菜。
我们坐下来，我也不理他，先叫一小瓶清酒。
以前端木老说我没女人味，总等不及男伴问冷嘘暖，什么事都亲力亲为，想想真惨，男人看得起我，把我当男人，所以我不能再降级当自己是女人。
我很沉默。这是我一贯的作风。
我没说话，萧倒说了，“我查过记录，你仿佛在公司里不大如意。”
“也不算挺不得意。”我微笑。
“上半年的表现不大好，是因为家事的缘故吗？”我喝一口酒，“下班了，不想说公事。”
他点点头，“你好象不大喜欢争。”
我还是微笑。怎么争呢？老板有电话来，我与别人同样坐电话机羊，别人有胆子把我伸出拿听筒的手挡开，喝声“我来！”就咕咕哝哝跟老板说起来。怎么急呢？
我说；“我是有点惰性，也相信命运，不过他们老说：性格控制命运，所以也不能怪人”。
“也不想改？”他问。
我说：“哪里还有得改？三岁看八十，都二十多岁的人了，哪里有得改？”
他说：“是没有必要，不是错就不必改，每个人性情不同，是以有些人适宜从商，有些人适宜干艺术。”
我笑，“我空有艺术家的架势，而没有艺术的天分。”顺手干了手中的酒：“晚了，萧先生，我想走了。”
“我送你回去。”
“不必了，大家同事，何劳送来送去的。”
“但是……”
我到门口，伸手招了部计程车，便坐上去，“再见。”我说。
第二天在公司见到他，绝口不提前一天的事。
后来那些货的合同、交易，就交在我手中，忽然获得信任，我精神稍佳，我同我自己说：仿佛有一丝阳光了。
同事们对我发生了新的兴趣，不那么排挤，但到这个时候，我对世道已惯，此心倒处悠然，也无所谓了，天无绝人之路，一切事要处之泰然。
连董小姐都对我不错，我发觉她与都不喜欢来不及拍马屁的下属。也不是每个人都会奉承，但大多数人都比我滑头，他们没进公司，已经把人与打听得一清二楚，一开头就知道怎么做，姿态美妙，效果自然不同凡响，我实在太懒散，现炒现卖，加上家庭变帮，更没心情去兴轰轰地办事，也是应该如此。
但脾气怎么改呢。
不可能有得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