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把六枝玫瑰花预备好，放在一旁，预备打烊，但是五点十分早已过去，他没有出现。
我决定等他来，打电话告诉妈妈，我会迟回家，然后坐着看小说。
我等到六点正，他来了，很匆忙，我把花给他，他照常付钱，但是他没有怀疑店为什么没打烊，但是我不介意。
他是熟客。
那一日之后，他就不来了。
我等足两日，都等到六点，第三日等到七点。这三日里我都把包好的花带回家中，插在一只花瓶里。
他没有再出现。每天的五点十分像是失色三分，我的一天再也没有意义，我的小说越看越乏味，我得喝咖啡来提神。
妈妈问：“那个年轻人再也不来？”
“不来啦，”我说：“或者与女友闹翻，或者与女友恋爱成熟，不是花束时期了。”
母亲加一句：“或者换过一家花店。”
我说：“是的，或者是。”
但是我星期一的雪白笔挺制服再也没有观众。
我开始觉得我会得在这间花店里终老。
棒很久很久，不知有多久，当我在低头看小说的时候，有人进花店来，敲敲玻璃，引起我的注意。
我马上放下书，站起来，道歉：“对不起。”
那个人竟是他！
我马上转头看钟，五点十分。
他又来了。
发生什么事？他又来到这家店。
但是我欢欣万分。
“花？”我问。
“六枝玫瑰。”他说。
我伸手去取红玫瑰。
“不，请给我白玫瑰。”他说。
我一怔，哦，他这个女朋友喜欢白玫瑰。
我选六枝，用银色纸包好，加上红缎带。
“很美，谢谢你。”他付钱。
“对不起，先生，”我婉转地说：“玫瑰的价格已经上涨，得多付五元。”
“对不起。”他加多五元。
他取饼玫瑰，离开。
我像拣到最名贵的礼品般，活力又再次回来。但是为什么？他与我没有关系，我连他的名字也不知道，更不知道他在何处工作，但是他的存在已经使我愉快。
从那日起，他又来买花。
但一星期只来一次。
星期六，下午五点十分。
或者他在星期六下午也要上班，我不能够发问。
每次他买六枝白玫瑰。
他大概每星期约会她一次。
她是否美丽，是否优雅，是否富有。
每次他来买花，都带来一种温暖。
天气渐渐温暖，他开始穿夏季衣裳，雪白色的芝士布衬衫，深灰色的长裤，有时候穿那种孩子气的贺头皮鞋，也是白色的，再没有看见一个更懂得穿着的男人。
他有一个星期六出现的时候问：“请问你们负责送花吗？”
“有，”我奇怪他终于开口跟我说话，“把姓名地址留给我们，我们负责送到。”
他掏出一张卡片，他说：“送到法国医院一ＯＯＯ号房。”
我写了下来，接过他的卡片。
我问：“送六枝白玫瑰？”
“不，那个我自己拿。请你另送二十枝虎兰到医院去。”
“是的。”
我把收条给他，他付钞票，他说：“谢谢。”
他微笑着走了。
我拈起他的卡片，上面写着：“薛伟年史丹福大学牙齿博士”
我明白了。
我不是说过他不像普通人吗。
把二十枝虎兰包好，我打电话叫酒店的仆欧来，叫他送去，给他二十元。
薛手持着白玫瑰走了。
送给他的女朋友。
而我，一个小小售货员，当然是坐在柜台里面看小说，我明白。
下班我把东西收拾好便走。
坐在公路车上我在读丽沁森太太的传奇，在她没有遇见英皇爱德华五世之前，谁也不会相信会有这样幸运的女人。
英皇说：“为了我所爱的女人……”
她一点也不漂亮，但是他爱她，这已经足够。在这之前，她曾经结婚两次，且社交界中活跃份子，肯定不会受到很多人的尊重。人们看不起没有名气的妇人，但是又不会尊重出名的女人，女人怎样都有点不对。
笔事真是动人，足以使人忘记公路车中怪异的气味，挤逼的人群。
我仍然是在花丛中做买卖。
天气越来越热，花店的冷气特别充足，因为怕花早开早谢。
其实最美丽的花是在原野里。表姐在英国念书，说到花，她这么形容：“漫山遍野都是洋水仙，一整个山坡，真是一望无际。”
我想像着那种情形。多想是无益的，几时我也到这种地方去旅行，每个少女的梦，她的爱人陪着她。
我笑了。
怎么会有这样的事？
做人要脚踏实地，喜欢一个人不一定是要嫁给他，也不一定是要让他知道。
我愿意默默地喜欢着他。
饼后几天，我们店里来了一位很漂亮的小姐。
她穿一袭雪白的裙子。那种白是很耀眼的，领子很大，双肩露在外头。她是一个美丽的女孩子。
她走近我身边，一阵香风跟上来，我认得是“侯士顿”味道。
她的头发披在肩上，近头顶处是直的，耳边卷得一个个小波浪，真是漂亮。
“花？小姐？”我微笑地问。
她也在笑，上上下下打量我。
她问：“你在这里卖花？”
“是的。”我说：“现代卖花女。”
“太客气了……我到处看看。”她说。
“欢迎欢迎。”我说：“我们有新到的仙人掌。”
“小姐，”她问：“你贵姓？”
“我？”我指指自己。
“是呀。”
“呵，这是敝店的卡片，”我说：“上面有我的姓名。”
她拿着卡片念：“营业部周敏儿。”
“是的。”
“我叫祖。”她说：“我想买点盆栽。”
“请参观。”我说。
她选了两盆，我替她放进篮子里。
她在高凳子上坐下，她点起一枝烟，她说：“我希望你不要介意，我有十分钟的时间，不知道往什么地方去，所以想在你店中坐一会儿——行不行？我觉得一个人喝咖啡毕竟太寂寞了。”
“当然，请便。”
“你在读什么？”她问。
“哦，一本小说，”我让她看看，“最近我买了一套DH劳伦斯全集。”
“你看那么多的书？”她翻翻书。
她是个很亲切的女孩子，很快就熟络了。
“你觉得做售货员是否烦闷？”她笑问。
“并不”，我笑笑，“为什么？”
“有人做牙齿做得累死了，”她笑说：“天天看着病人便说：‘请张大嘴巴。’结果他自己也几乎张大嘴巴哭了。”
我笑。
笑到一半忽然停止。
薛伟年不也是牙医吗？他难道也觉得闷？我不相信。
“每天下班的时候很晚了吧？”
“是的，五点半了。”我说：“但是我们早上十一点才上班，所以我做这份工作，我可以留在家中照顾母亲到钟点女工到我们的家。”
“令堂需要特别护理？”她问。
“她的身体不太好。”我说：“只有我与她住。”
她侧侧头：“哦。”
她仿佛是专门进来与我谈话似的，我也可以问她一些问题，但是我没有，因为我可以想像到她的身份，一定是外国回来的，洋派、洒月兑、美丽、年轻，从她身上的打扮知道她的环境很好——看，并不需要一个福尔摩斯呢！
她说：“嗳，好了，我走啦，改天见。”她自高凳子上跳下来。
“再见，再见。”我微笑。
“再见。”她摆摆手。
她取饼盆栽走出去，我低下头把书本收进抽屉。再抬起头，她已经走到对面马路，一个男人在等她，从她手中接过那两盆仙人掌，我一怔。
那是薛伟年。
雪白的衬衫，深色牛仔裤。那是薛伟年。
他们走远了。
我缓缓地坐下来。
这么巧。
她口中的牙医原来是他。
薛伟年与祖。祖什么？她姓什么？洋人习惯往往只说名字不道姓字，她是他的女朋友，我微微笑起来，真是的，也只有她配得起他，每星期六收他六枝白玫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