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心想笑，又觉得不是笑的时候，从是挂上一个愁眉苦脸的面具。
“你明白我说什么？我猜想你不明我说什么。”他吼。
我仍然一丝火气都没有。“我明白，我当然明白你说什么。”
他进房去关上门。
我耸耸肩。
法朗索娃走过来，“干嘛？他跟你是耙上了。”顶关心的，“你什么地方得罪他？”
我问：“你真想知道？”
他点点头。
“三个月前，我前任老板临走之前同他说，颜回的稿子最好。这一下子赞坏了，如果我前任老板对他说，我简直可以代他的位置，我早就变成八块。谁想害死谁，就在他老板面前夸他你明不明白？”
“我完全相信。”法朗索娃点头。
“下了班去喝酒吧！”
“好。”法朗索娃问：“你头不痛了吗？”
“债多不愁，虱多不痒。”
借酒浇愁，难怪中环酒吧，到下班时分挤满了酒客。
大冢江湖混饭吃，谁当真救国救民？得过且过，但日本人偏偏日日跟我闹，他是想我辞工吧！但是我不会那么做，不是不想争一口气，而是无处可去。
喝到第三杯的时候，有人同我说话：“颜小姐？”
我转过头去，“咦，陆先生。”是那个高温物理专家，心里有些高兴，我难得见到一个公司以外的人。
他温和的笑，“下班来轻松一下？”
“麻木一下。”我更正他。
“不介意我坐你身边？”
“欢迎之至。”我喝了一点酒，活泼起来，用手撑著头，微笑，“请坐。”
法朗索娃说：“喂喂，这是我的位置。”
“滚开，”我说：“别吵。”对陆说：“那是我的同事，不必理他。”
“你们那里外国人很多吧。”
“简直没有中国人，只我一个。”我笑。
陆说：“不过像我这样的中国人，也同洋人差不多，我在多伦多十三年了。”
“那么久？不过普通话还说得很好哇。”
这时议斯过来拍拍我肩膀，“不是说头痛吗？”
“去地狱。”我说。
陆笑，“你的中洋外交法很特殊。”
“外国人，不必对他们好。”我懒洋洋的说。
陆看看我，“从没听过这样的论调。”
“如果你像我这样，天天受著洋气，你也会学我。”
“真的有那么多气受？”他笑。
我凝视他，“你们这种顶尖专门人才是不会明白的，像我们这一行，任何人三个月就可以上手，人才过剩，老板才不在乎谁去谁留，况且各人学历又杂，学徒出身的瞧不起大学生，大学生又不喜欢学徒。”
他点点头。
“不好意思，认识才三小时就吐苦水。”
“大家同胞，有话不妨说。”他幽默。
忽然之间我很感动。
没有人关心我已有三四年，忽然之间我有向他倾诉我的一生的冲动。
三十岁的女人，前半生的故事长过一本书，说不胜说，也无必要说，我忍下来。“吃过饭没有？”陆问。
“没有。”我盼望地看著他。
“我们一起吃。”他站起来。
议斯与法郎索娃，还有亚方素也在，都齐齐叫出来，“喂喂，颜，你到什么地方去？”
我说：“我与中国人去吃饭，请大家记得我也是中国人。”
如果妈妈听见，一定认为我放浪得离了谱。我也费事多讲。
到了餐馆，酒意去了一半，有点窘，只好继续喝酒遮丑。
再下去我会醉，我知道大事不妙。
“别喝了，明天还上班呢。”陆温言的说。
我放下了杯子。从来没有人劝我不要喝，第二天头痛是一回事，同事们至多抱着头欲仙欲死，但少有人觉得我会受不了，每个人都觉得我受得了一切——拿男人的薪水，做男人的工作，男人受得了，她也该受得了。
我感喟。
他说：“我会在香港留下来。”
“那很好，”我说：“你是反潮流的，现在大家都嚷着要走。”
他说：“找到工作，就不想离开。”
我一味点头，他替我叫了清淡的菜式。
我想：妈妈要是看见他，那才高兴呢，准把他当乘龙快婿。这样的华籍男子是吃香的。
我默默吃完饭，由他送我返家，这也是崭新的经验，通常我们在酒吧外分手，一声呼啸，便各散东西，哪有送到家这种事，不可能。
送到门口，居然有点依依不舍，中国男人就是这点细心与含蓄，他双手插在袋里，等我开口。
我说：“今天晚上很高兴。”
“我也是。”他说。
我补上一句衷心话：“很久没有这么高兴了。”
“我也是。”
我笑。“再见。”
“再见。”他说。
我又补一句，“有机会，大家再见面。”
“好的。”他摆摆手。
那夜我虽然疲倦，但却没有入睡。
在床上辗转反侧，不知恁地失眠。我不大失眠，通常回家便看电视或武侠小说，把公司里的事忘得一乾二净，痛痛快快人睡，然后第二天起来再捱。
当下我想：那么好的男人，永远不再，不会有第二个了。他会不会约会我？
我长叹一声，唉。
第二天眼睛怖满红筋，像小白兔，也只得去上班?
我有什么奢望？什么都没有，但愿地铁有空位，但愿日本人不要骂我，於愿已足。
越活要求越低，不知是可恼还是可笑抑或可悲。
我说不出话来，心里面觉得很闷。
今早日本人迟回，我往往希望他迟到，最好迟到十二点才回来，下午吃完饭就不要再上班，也让我们有个轻松的时间，做小职员往往就是这么可怜。
有什么要求可言？
我伏在桌子上想。还有什么要求？
女秘书来说：“今天山本放假。”
我如得了什么甜头似的，大喜，像是释囚，又像猴子除了紧扎箍。
怎么会这样？心中有一阵空虚，原来与日本人斗也是一种娱乐兼寄托，这个人不上班，就乱成一团，不知何去何从。
真是生成一条贱命。
我伏在桌上太息。
真不知说些什么才好。
因没有他进进出出弄得同事们鸡飞狗走，这个国际营立时安宁下来，大家拿看杯咖啡百般无聊地阅读、聊天。
印度人阿简跟我说：“听说你找到男朋友，而且是中国人？”
我摇摇头：“谁说的？”
“亚方素、法朗索娃他们，说你对那中国人的态度完全不同，客气与女性化得不得了。”
我默然。有这种事？旁观者清。
阿简说：“以你这种人才，颜回，为什么不出去找一份工作？省得在这里净受气。”
“你高估我了，我也不是净受气的，有薪水可支。”
“我们有家累，没法，走不动。”
他太太是中国人，有两个可爱的孩子，雪白雪白，并不似他。阿简是幸福的，做死也有个大前提，不比我们这些女人，赚了来赶紧花掉，拚死命的赚，又拚死命的花，如果不做，时间又怎么打发。
花地玛走过来，“跟颜回说些什么．．”
“颜回心情不大好，你同她说说清楚。”
花地玛坐下点根烟，“心情为什么不好？”
我反问：“心情为什么要好？”
“为公为私？”花地玛喷出一口烟，“为公为私都划不来。”
“我是你，我也这样说。”
“为了日本人对你不好？他对每个人都这样，你管他呢，他要压你也压不死你。”
“压得坏的。”我说。
“这里谁都不好过。”花地玛说。
我微笑：“大家都是百折不挠的人了。”
“嫁了吧，中国男人对太太好，常常请佣人来服侍妻子，其馀的男人没有这么好。”
“他会不会讨厌我？”我问花地玛。
她睁大眼睛：“我不知道你说的是谁，日本人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