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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故事 第8页

作者:琼瑶

他望著那“农夫”说,“你枪毙我吧,放掉我儿子和孙子们!”

“你是个顽固的老头,嗯?”那“农夫”有些困惑的看著祖父:“我只要检查你,并不想要你的命,你对检查比生命还看得重?”

“是的,你可以枪毙我,就是不能碰我!”祖父越来越固执。“你开枪吧!”那“农夫”再度举起枪,脸色严厉,看样子,祖父的生命已系之于一发,小弟弟首先“哇”的一声吓哭了。立刻,父亲对祖父跪了下去,含泪祈求:“爹,让他检查吧,请您让他检查吧!”

“检查了是死,”祖父低语:“不如维持尊严,让他枪毙我,你们给他检查,你们到后方去!”

“爹,”母亲看父亲跪下了,就也对祖父跪下了。“要死,就全家死在一块吧!”

小弟弟素来是祖父所钟爱的,此时已明白这“坏人”要打死祖父,就哭著跑过去抱著祖父的腿,一个劲儿的叫:“爷爷不要死!爷爷不要死!”

我和麒麟也熬不住,扑过去,和父母们拥成一团,也抱著祖父,哭著叫“爷爷”。一时间,我们三个孩子哭声震野,祖父只是用颤抖的手紧搂著我们,却依旧固执的嚷著:“不检查!不检查!不检查!”

那“农夫”大概被我们这一幕弄傻了。半天都直瞪著我们没说话。然后,他忽然粗声吼了一句:“别哭了!还不快走!”

“走?”父亲愣了愣,站起身来,望著那“农夫”。“你不是要检查我们吗?”

那“农夫”凝视著父亲,轻轻的摇了摇头,哑声说:“检查过了。”很久很久之后,我还记得那泥沙上的“中国人”三个字,我总是迷惘的想著,那“农夫”是好人还是坏人?是没天良的“汉奸”?还是个有人性的“中国人”?他为何在最后关头放了我们?而且指示我们正确的方向?

于是,我知道,即使一个“坏人”,也有一刹那的“良知”,即使是“汉奸”,也不见得完全忘了自己是“中国人”。

我的国家民族观念,就在这枪口下建立起来的。所以我常说,别的人童年的教育来自学校,我童年的教育,却来自战争。

第八章夜半,穿越火线

终于到了那一夜。

案母和祖父殷殷话别,我们孩子们一个个的吻别了祖父。

门外,夜色深沉,天空中有几颗寒星,和一钩冷冷的月亮。乡下人都睡得早,这时早已入梦,四周鸡不鸣,犬不吠,寂静得令人心慌。

院子里,我们白天雇用的两个挑夫正在等待著,他们每人挑两个大箩筐,箩筐中,只有一个装著我们全家的衣服(是乡农们的衣物,我们仍然化装成乡下人),另外三个箩筐,却是为我和弟弟们准备的。这是一次长途的跋涉,按父母的意思,要从湖南走到四川,这漫长的旅程,不知道要走多久。

而正在稚龄的我们,却无论如何禁不起这种步行之苦。因此,竟采取了乡下人的办法,把孩子挑著走。

自幼,我坐过各种交通工具:轿子,车子,轮船,手推的“鸡公车”……而乘坐箩筐旅行,这却是破天荒的第一次。

对那“箩筐”的好奇冲淡了我对祖父的离愁,但是,当我看到父母和祖父都满眶泪水,执手无言之时,我才蓦然兜上一股难解的酸楚,第一次体会到那种“生离死别”的滋味。

我们出发了。盘腿坐在箩筐里,我和麒麟被一个挑夫挑著,小弟和行李被另一个挑夫挑著。我们要“夜行晓宿”。四周早已被日军包围封锁,我们必须连夜穿过敌人的火线,如果被发现了,连挑夫带孩子,一个也别想活著走出沦陷区。我和弟弟们早被父母再三叮嘱,路上绝不可说话、咳嗽,或发出任何声音。事实上,我和弟弟们已被这些日子的各种遭遇所惊慑住了。早就知道日军是随时可以出现,刀枪都不再是“玩具”,而生死之间,只有一线之隔。不用父母叮嘱,我们也不敢轻易出声了。大家“静悄悄”的“模黑”进行,没有火把,没有灯笼,也没有乡下人用的风灯。父母、挑夫,和我们孩子都穿著全黑的衣服。

不敢走大路,我们穿小路往前走。两个挑夫显然对路径很熟悉,对日军驻扎的区域也很熟悉,大约他们并非第一次送人出沦陷区。这次我们雇用他们,却不止于送出沦陷区,还要一直把我们送到广西境内,听说,到了广西,就有难民火车,可以到桂林。我们的路线,是乘湘桂黔铁路的火车,越过广西,穿过贵州,再赴四川。多么一厢情愿的打算!我们怎么知道,这条路竟整整走了一年之久!当我们在一年之后,终于抵达重庆时,正是家家鞭炮,户户欢声,大街小巷,一片旗海,抗战胜利的时候了。

在暗沉沉的夜色里,我们这一行人悄悄的、小心翼翼的往前移进。许多时候,我们根本不走在路上,而是穿过一人高的稻禾,从田里面走过去,那分开稻禾的沙沙声,以及偶尔踩到一块碎木的破裂声,都足以使我们胆战心惊。从衡阳沦陷起,我们似乎一直有逢凶化吉的运气,这穿越火线的一关,是不是也能安然度过?我想,父母一点把握也没有。支持我们做这样“壮举”的只是父母的那份决心与勇气而已。

那种“夜遁”的日子只有几天,白昼,我们会被好心的乡农所留宿,夜里,又继续我们的行程。在箩筐里的旅行一点也不舒服,两腿盘坐久了,就酸麻无比。因而,一路上,我们孩子们总是要求“下来走一走”,孩子的腿短步子又小,进度缓慢。所喜的,是这段路程,我们始终没有遇到过日军。但,我们所经之地,已遭日军蹂躏过的村镇却不在少数。记忆中最难忘的,是一个劫后余生的小女孩──小娟。

怎样“捡”到小娟的,我已经记不很清楚。好像是我们听到哭声,追踪而至,她正躺在田里哭泣。她大约和我差不多,或者比我还大一点,父母把她抱起来,她衣衫褴褛,遍体鳞伤,在简短的对话里,我们已知道她父母双双遇害,他们遭遇到一批残暴的日军,在乡间滥杀无辜,她侥幸逃开毒手,孤身飘零,而饥寒交迫。她带哭带说,浑身泥泞,我却大大的“激动”起来,自幼,我就是个感情丰富的孩子。

“妈妈,我们带她一起走!”我说。

那女孩用一对渴求的眸子望著母亲。至今,我对那乌黑的、期望的、无助的眼神仍念念不忘。母亲叹口气,没说什么,却把那孩子揽进了怀中,为她拭净了嘴脸,又找出东西给她吃。我把这种举动看成了“默许”,于是,我兴高采烈的让出了我的箩筐(反正我已坐得腿发麻)。我在她身边走著,悄声的,絮絮叨叨的安慰她,在我的心目中,她已经成为我们家庭中的一员,将会永远跟我们在一起了。因为,她已没有家了。在战争中,收留捡到的孩子是常有的事。

一夜之间,我和小娟已成为了好友、姐妹、及亲人。凌晨,我们投宿在一个农家。母亲给她洗了澡,换上我的衣服,受伤的地方也搽上了药。于是,我和她躺在一张床上,我挽著她,头靠著头,肩并著肩,就这样亲亲热热的睡了。

那天我睡得不安稳,依稀恍惚的听到,父亲母亲一直没有睡觉,而在研究路线,似乎,当夜我们就可以穿出日军的火线,走出沦陷区了,因而,他们特别紧张,也特别兴奋。然后,他们在讨论捡到的女孩,讨论了很多很多,什么人性、现实、经济、自身难保……我听不懂,后来,我睡著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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