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不，不是的，能載我到一個地方嗎？」
「你要去哪里？」
「只是停留一會。」我說。
我請他把車子駛到林方文住所對面。二十樓的陽台亮著燈，林方文一個人站在陽台上喝啤酒，頭上戴著失戀的帽子，我頭一次，覺得他看來有點可憐。我不能回去，我想起他壓在費安娜身上，我便不能原諒他。忽然刮起一陣寒風，林方文的帽子被風從頭上吹走，在風中下墜，他在陽台上消失，該是下來找帽子。
「我們走吧。」我跟徐起飛說。
那夜之後，徐起飛沒有找我，他大概知道我心里有一個人。越接近除夕，我越荒涼，難道我要為一首歌跟林方文再走在一起？他從來不求我，不求我復合。我也許會回到他身邊，只要他開口，我會的。原來人的記憶有一個自動淨化系統，把不快的記憶洗掉，我好象漸漸覺得他和費安娜上床的事不是真實的。
扁蕙跟孫維棟去歐洲度新年，因為光蕙舍不得自己付團費。迪之早就預訂我和她一起度除夕。
她最近抽煙抽得很凶，跟唱片公司的人，還一起抽過大麻。
除夕夜，我沒有收到林方文任何消息，失望演變成悲憤，我和迪之銳意打扮一番去參加她一位同事在的士高的派對。
迪之把我的臉涂得很白，和光管的顏色差不多，然後替我描上夸張的黑色眼線，我的兩只眼楮好象給兩個黑色的括號括著，她又替我涂上茄汁紅的口紅。我從來沒有化過這麼濃艷的妝。
「你現在才象一個女人，我是男人，看見你也會心動。」她說。
迪之穿了一套皮衣和皮裙子，上衣和裙子都繞著金鏈，三寸半高跟鞋的鞋頭也有一只金色蝴蝶。一頭鬈曲的長發伏在肩上。
「你去參加除夕派對，還是萬聖節派對？」我問她。
「也許今天晚上會找到男朋友嘛！」她充滿希望。
我穿了一對兩寸半的高跟鞋，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穿高跟鞋。迪之步履如飛，我跟在後面，好辛苦才追上，沒有男人的除夕，真是折騰。
派對在蘭桂坊一間的士高舉行，除夕晚的蘭桂坊，擠滿了狂歡的男女，車子不能駛進去。穿上兩寸半高跟鞋徒步走上那段斜路于我是一件吃力的事，何況斜路的一邊是費安娜的畫廊？
「我忘了千年女妖的畫廊在哪一棟大廈。」迪之說。
「這一棟。」我指著酒吧對面的一棟舊樓，可是，一樓已經不是一間畫廊，而是一間賣上班女服的店子。
「為什麼會變成服裝店？」我有點意外。
「誰會買千年女妖的畫？也許結束營業了。」
的士高里很擠人，派對的主人是迪之那間唱片公司的公關經理，是個很吃得開的中年女子。她熱情地招呼我和迪之，把我們安排坐在一群男女中間。他們都是單人匹馬來的，喝大量的酒。迪之跟其中一個剪平頭裝的男人猜枚，她每次都輸，喝了很多拔蘭地，那個男人常常借故親近她，忽然又把手放在我的肩膊上，我突然覺得很可恥，他把我當成什麼女人？我不是到來找一個男人過夜的。我起來，把迪之拉走。
「我們要去哪里？」她醉昏昏地問我。
「離開這里。」我說。
平頭裝男人扶著迪之說︰「我送你回家。」
迪之倚著他說︰「好。」又跟我說︰「有人送我們回去。」
「不。我們自己回去。」我從平頭裝手上搶回迪之。
我把迪之從的士高拉出來，已經十一時多，街上擠滿等待倒數的人群。
「我要回去喝酒。」迪之掙扎著，把我推開。
「不。不準回去。」我拉著她，她拼命反抗，混亂中，我推了她一把，誰知她站不穩，給我推倒在地上，頭撞在石級上，流了一灘血。
罷好有兩個巡邏警員經過，立即召救護車把迪之送去醫院。
迪之躺在擔架上，我很害怕她會死，我沒想過除夕會在一輛救護車上度過，而我即將成為殺死好朋友的凶手。
急癥室的醫生替迪之敷好傷口，醫生說，她只是皮外傷，我如釋重負。她喝酒太多，醫生要她留院一天觀察。我陪迪之上病房，心里很內疚。
「對不起，我不是故意推你的。」
「哼！如果破了相我才不原諒你。」
「我讓你推一下報仇。」我說。
「我們兩人除夕要在醫院度過，還不夠可憐嗎？」她苦笑，「你不要走，留下陪我。」
我們一同睡在狹窄的床上，互相取暖。迪之很快睡著了，護士說，醫院不準留宿，我替迪之蓋好被，離開病房。經過護士的工作間，兩個年輕女護正在收听電台廣播，時鐘指著午夜十二時，唱片騎師說︰「這首新歌的填詞人，特別要求我們在一九八八年的除夕播這首國語歌，他想送給一個人，祝她新年快樂。」
「要多少場煙雨，
才有這一場煙雨，
要多少次偶遇，
才有這一次偶遇？
我倆是故事里的人物，
抑或有了我倆，才有故事？
這一切的故事，是因為
我的怯懦，你的愚痴？
千年的等待，難道只為了等待一次緣盡，一次仳離？難道這年代，
真是一個屬于翅膀和水生根的年代？能漂的都漂走，能飛的都遠逝，
只有思念和忘懷，只有無奈和無奈－－」
拌由一位台灣男歌手唱出，迂回低沉，象我們的愛情，我身體發軟，蹲在地上，用雙手抱著自己的身體，才能冷靜下來。他已還我一首除夕之歌，我又還他什麼呢？
「這首歌很動听啊，歌曲的名字是《煙雨》，今夜沒有煙雨。」女唱片騎師說。
「程韻。」
一個男人叫我，我抬頭看，是穿著白色醫生袍的徐起飛。
「你為什麼會在這里？」
「有朋友受了傷，我陪她入院，現在沒事了。」
「你打扮成這個樣子？我差點認不出你呢？」他望著我，有點陌生。
是的，我濃妝艷抹，穿黑色緊身裙，踏著高跟鞋，象個廉價的妓女，的士高里剪平頭裝的男人輕薄我們，也許不全是他的錯。
「我剛下班，要不要我送你回去？」
「不用了，謝謝你。」
「嗯。那麼再見了。」他說。
「再見。」
我站起來，離開走廊。
「程韻。」他叫我。
「什麼事？」
「新年快樂！」
「新年快樂！」
我在醫院門外，截停一輛計程車，跟司機說︰「去尖沙咀。」
林方文用歌把我召回去，他的呼喚，總是無法抵擋。我身上還有他的鑰匙，開門進去，魚缸里的紙飛機依然在東京上空翱翔，一切沒有改變。
林方文站在陽台上，回頭望我。
「新年快樂。」他說。
「新年快樂。」我說。
「我回來，是要把你從陽台上推下去。」
他張開雙手說︰「好的。」
我們在陽台上等待天亮，一九八九年一月一日，我們依舊在一起，好象劫後重逢。
「你的鴨舌帽呢？」
「有一天晚上在這里丟了。」他說。
「費安娜呢？」
「我就只見過她那一次。」他說。
「你是一個騙子，是一個很壞很壞的騙子。」
他抱著我︰「不會再有下次。」
一月一日下午，我接迪之離開醫院。她撞穿頭，我卻跟林方文復合，她恨死我。
八九年的暑假，我畢業了，在一間規模宏大的實業集團的市場推廣部找到一份工作。同年，光蕙也畢業，在一間代理買賣商鋪及辦公室的地產公司任營業主任。
樂姬在一間大銀行任職私人銀行顧問，她身邊不是公子，便是律師、總裁之類。
市場推廣部就只有我一個職員，事無大小，都要我負責。一天，林方文來接我下班。他帶著我走過好幾條街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