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姜红色头发的男孩子，永远不应寂寞。”我说。
“你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吗？”他天真的问。
“或许。我有一次去看医生，穿得很端正，告诉医生我大概有点发炎，医生问：“你是处女吗？”他很认真，耶稣，我飞快的答：“不！”我从来没有这么不经思想地回答一个问题，从不。我的天。我只是寂寞，每个人都寂寞，我很渴睡，真的，我一睡就好几个世纪，我真的可以，你听过卜狄伦的歌？——我要在夜里伸手模到你，我要在晨光中看到你的脸。但是谁呢？谁？”我笑了。
我有时说得很多。
他是明白的，他们都很聪明，极聪明的，尤其是红头发，淡绿眼睛的洋男孩。
可是，我不能随便在街上拣一个男人，说：“你，你吧。”我还在等我的原子物理学家呢，漂亮的，瘦削敏感的，中英法文都好的，看红楼梦的，穿巴利薄底靴的，戴白金康斯丹顿、银镯子的。
他永远不会出现了，然后我就对着这些孩子们，喝罐头啤酒，眼高手低，沦落风尘，只因为没有运气碰到一个人，我永远等不到他了。
这真跟那套电影一模一样，那套电影叫“寻找格列哥利”。
我的格列哥利呢？
这个男孩子开口了，“你常常这么沉默，是不是？每个人都在饭堂里叽叽呱呱的时候，你是静默的，你的眼神在几哩路以外。为什么？你在想什么？”
“什么也不想。”
“别骗我。”
“你吃饱了？”我问：“够了？”
“够了，谢谢你。”
“你们英国人，你们是没有火气的，你们的火气什么地方去了？吃茶吃掉了，吃茶，吃茶，吃茶，拿一把刀刺伤一下英国人，流出来的不是血，是茶。你们英国人。”
“不准侮辱英国人。”他说：“中国人又如何？”
“我们是敌人，我们其实是不应该交谈的，你记得鸦片吗？我应该恨死你。”我说。
“好吧，恨我吧，总比对我一点印象也没有好。”他摊开手。
我笑了。
“这么好的牙齿，这么好的——”我接上去，“头发，是是，我听多次了。”
“我吻你一下好吗？”他问。
“不好。你们不知道该同时停止。我不想把你骂出去，我们一直很友善。”
“至少让我抱你一下，大大的抱一下。”
“OK。”我说。
我把他抱在怀里，他把头伏在我的肩膀上。我抱了他很久，他动也不动。我觉得不对劲。“喂。”我轻声问：“你没吞了山埃吧？”他什么也不说。我毛衣肩膀上的那一片湿了，我感觉得到。他忽然哭了。
于是我维持静默。
他为什么哭了？我维持静默。
我模着他的头发，真软真轻。他年青。终有一天，这头发是要转白的吧？总有一日。
某一日有一个老妇羡慕的问我：“你们这种头发，不会转白吧？”我居然说：“不，水不。”我不是一个好人，我写小说有编谎话这么流利，早就发了财了。
我让他哭。我什么也不能做。经验对我说：不能同情男人。给他们一点点好脸色，他们就上来了，也就忘了别人的好处了。男人是这样的。他是一个漂亮可爱的男孩子，可是我仍然不同情他。我不是开东华三院的，我把同情心放在自己身上，担心着本身三十岁以后的生活。
然后他糊里糊涂在泪中说：“我一直爱你的。”
我拍拍他的肩膀，表示很感动。
呵是，一直爱我。相信抑是不相信？（当年确信情无价。）议只是拍着他的肩膀。他只是一个孩子而已。这么早就出来骗人？没这个必要。相信他吧。
我低声说：“那么就别哭。”
他赖在我的肩膀上，“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”
“我们在学校里也并不是常常见面的。”
“我见到你，你并没见到我。”他呜咽的说。
“我现在怎么办呢？”我问他。
“对不起，我理当控制自己。”他说。
“你们英国人控制感情过份了。”我说。
“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”他说。
“你可以到香港来，我把地址给你。”我说。
他低着头，脸是极纤细的，宽广的额角，一直从颧骨斜下去，一个尖削美丽的下巴。眉毛很浓，又细又长，只能模得到，可是看不见，因为是淡金色的，眼珠是一种玻璃弹子似的淡绿，黑色的瞳孔。
我从来没有好好的研究过他，大学里塞满了这样的男孩子，谁有时间逐个去研究呢？只因为他打扮得很干净，只因他功课好，所以才看他几眼。
再闹下去就没完没了。
我说：“做个好孩子，回家去，很晚了，我要睡了，明天一早的飞机。你不想我晕倒在飞机场吧。回家，我写信给你，一定。”
“我并没有奢望你会叫我留下来。”
“十年前，或者会的，现在我没时间了，嘉利，做个好孩子，回家去。你看，人家说的不是真话，没有人在这里过夜的，系主住也不能。我名誉一向很好，不然学校早开除了我。你说得对，看上去仿佛每个人都可以在我身上捞点油水，他们错了，没有人捞得到。我也不想玩，玩这种游戏，赢了，有什么面子？输了，再也别活着出去见人，全世界男人的嘴都一样坏。”
“我只是爱你。”他仍是一句话。
“我不是一个可爱的人。我送你出门好吗？月色一定很好，今日是个难得的晴天，谢谢你来看我。”
“你是一打打把我们赶走的，是不是？”
我笑了。
我抱住他的腰，拿了锁匙，一直送他出门口，走到车站，人们一定还以为我们是情人，一定会。我看着他上了公共汽车。我向他摆摆手。
然后我一个人走回家。隔邻的玫瑰园都修得很美，很美。我在这国家最后一天了。以后不会再来了吧？最后一夜，却被一个孩子占去了。我可以叫他留下来的，然而又怎么样呢？过了几天，他会忘记的，我也会忘记的，一点分别都没有。
到了家，扭开了无线电，我一边检查行李，什么也没漏，我已经习惯了这些手续。然后服了安眠药，换了睡衣，上床睡觉。无线电里静静的唱：“噢我难道没有对你好吗？噢我难道对你没有甜蜜吗？”
我翻一个身。男人真是不能对他们好的。对他们好，他们就嫌这嫌那，连一个瓶盖没栓紧都噜嗦半天，然后就与一些女瘪三混得风调雨顺，那些女人是不是把穿过的底裤踢在床底下，他是不理的了。
这并不是一种失望，这不过是一种经验。
鲍共汽车。谢谢。我与公共汽车没有缘份。我不能到八十岁还在公共汽车上叫小学生让位，我是再也浪漫不起来的了。
然后我睡着了，安眠药是这么的可靠。
第二天我迟起了半小时，赶快把衣服套上，洗脸刷牙，抓起大衣，计程车就到了，司机把我的行李抬上车，我就在屋子里查看错漏，什么都在，很好。从此别过了，从此别过了。
我匆匆的披上大衣，戴上手套，关上大门，把锁匙藏在门缝里——与房东约好的，就上了计程车。一路上贪婪的看着一草一木，车子终于还是到了机场。
机场堡人照例罢工。别看这是君子国，一个单身女子在机场挽四五件行李过磅，绝对不会有人帮忙。我当然找不到几个人来做这种工作，只是何必呢，举手之劳，换人家一世的话柄——“……我帮了她……”
饼重费相当高，我付了旅行支票。
然后总算进了候机室，我没有松气，还没到松气的时候呢，到了伦敦，照样罢工，还得拖着这几个箱子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