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如果你不介意，我们这里倒没有关系。”阿咪抬起头来笑一笑。“等我一起下班吧。”
她把铅笔夹在耳朵边，双手打起一封信来。
我问：“你在这里做什么职位？”
“主任呀。”她笑笑，“你知道，这里几乎每个人都是主任。”
我又坐下来。办公室其实很吵，但是阿咪做得很轻松的样子，男同事与他谈公事的时候，她职业性地笑，忽然之间我觉得心酸。阿咪说得对，事情不是想像中的那样，叫我付出这么多劳力来做一份工作，又还得笑得如春花初绽，我不行。
但反过来呢？叫阿咪服侍一个很平庸的男人穿衣吃饭，她还不是同样的不耐烦？
我很心悸，觉得无论怎样做人，到头来还是吃苦。阿咪之所以并不令人认为她辛苦，在她本身的坚强，我太软弱，略一点不如意便直淌眼泪，叫健看面色。
试问阿咪哭给谁看？她总共才一个人，所以她非得坚持着自己生活下去。
办公室恐怕是千篇一律的，谁知道健是否天天捱老板骂？我们都这么可怜，多想是无益的，不如回家去准备晚饭，我再也坐不下去了。
我说：“阿咪，我先回去。”
阿咪抬起头来，“好的，你先走吧。”
我站起来，她放下笔，“我送你出去。”
“不用不用。”我连忙阻止，“我认得路。”
“真的，那么抱歉，我还有工作得赶一赶。”她说：“不送。”
我自己走了。
到了街上，觉得很寂寞，来不及等公路车，叫了部街车回家。
跋到家中，使劲的按铃，钟点女工来开门，小琪笑着扑到我怀中，我紧紧的抱住她。
只有做妈妈的人不需要任何学历，真的，不必填申请表，不必面试口试，不必文凭。
做人老婆不必准时上班下班，真是长期饭票。
办公室中冷冰冰的气氛，洋人老板的翻脸无情，天天打扮得花姿招展地上班，风吹雨打地挤公路车，我行吗？
佣人去买菜，我抱着小琪，女主内，男主外，原来是天经地义的，从几时开始，女人也得带着脆弱的情感去面对世界的呢？看阿咪工作，简直像打仗似的。
我等到佣人回来，便动手煮饭。看，将来至少小琪是感激我的，伟大的母亲历久有人歌颂，但伟大的女秘书有谁知道？
忽然之间我的气平了。
电话响，是阿眯打来的。
“到家了？”她问：“我打来看看。”
“你下班啦？”我问：“做得那么辛苦，还不休息？”
“没有，加班，九点才能回到家中，你瞧这种工作，真是没完没了，我好累。”
“早点睡。”我还能说什么？“回家马上洗个热水澡。”
“不是那种累。”亚咪说：“而是精神上的疲倦，做得糊里糊涂。”
“阿咪——”我不知道怎么安慰她。
“过年了，公司也许要裁员，我心情不大好。”
不知道为的是谁与什么。我忽然说：“阿咪，明天到我家来吃晚饭好不好？我准备菜，你喜欢吃什么？”
“随便。”她笑，“美琪，我还以为你永远不会邀请我呢，明天我下班便来。”她放下电话。我的心踏了实，我没有选择错误，做主妇有利有弊，有得到的有失去的。至於阿咪，她有她快乐自由的时候，像发了薪水，像与三两友好喝啤酒说笑话，像有假期的时候，她也有得到有失去的。
我们生活在不同的环境里，我们的习气、姿态都不一样，我们还都是女人，在她情绪低落的时我也应该拉她一把。健回来了，他疲倦地往沙发上倒，我连忙倒一杯茶给他。他意外地看我一眼，握住我的手。
在这个清贫的世界中，我还算是幸福的。
家庭教师
妈妈说：“看你，闲得慌！毕业等于失业，你想躭到什么时候？天天在家坐。”
当然她是有点说笑的语气，但我已经有点受不了，第二天便去找表姐。
我说：“想找一份工作，轻松的，一天两三小时，薪水不拘，免得给妈妈噜苏。”
“你的英文好不好？替人补习英文吧。”她说。
“如果在台湾，或者是可以的，现在是香港哩，谁的英文不比我的好？”
表姐翻了翻笔记本子，她说：“你的国语呢？你的国语倒是不错的，带些上海音，教小孩子还可以。”
“我不想做人之患。”我抗议。
“你算了吧，哪来那么多噜苏，有得你做已经蛮好了，去不去？”表姐喝问。
“去，去！”
“教两个小孩子国文，希望用旧一点的课材，最好是“上大人，孔乙己”之类的，用国语教。”
“这家人干吗？疯了？应该替孩子补法文，我的法文也不错，不如改教法文好了。这年头还有人记得中文？学中文有个鬼用。”
“人各有志，你别那么烦好不好？”
“好好！地址呢？”
“巴丙顿道三号。”表姐说：“每日下午三点到五点，供一顿点心。”
好的职业太不容易找。到书店去寻课木，买了一些描红簿、柳氏的帖子、墨盒毛笔。最恨塑料墨盒，买了铜的，没见官先是三大板，大花费。
第二天我出发……
佣人引我进大厅，屋子布置得很西化。两个孩子一男一女，在家叫大宝小宝，分别十岁与七岁，长得很漂亮，而且十分有教养。
女佣说：“先生吩咐小姐今天开始，他没有空，不能招呼小姐，对不起。”
我点点头。嘱咐孩子们坐下，叫他们开始。
那两个小孩子完全不会中文。我吓一跳，我问：“但是你们会讲国语，谁教的？”
“爸爸，”大宝说。
“好的，好的，现在从一二三开始学。”我耐心地说。
他们是很可爱的两兄妹，哈哈的笑，像一对小动物，兄妹一般有着天然的卷发，看着令我很心软。
每天我都准时去教他们，他们也准时坐在书房中等我，笔墨纸砚摊在我面前。我从没见男主人，他们的父亲。这不稀奇，男人要工作，却也没见过他们的母亲。
一个月之后，我拿到了丰厚的薪水，我的学生也懂得以毛笔写出“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”。
我问：“谁写的？”他们会争着答：“李白！”每人可以得到一块鸟结糖。
很快我们之间产生了浓厚的感情，我做过许多额外的工作，他们很听我的话。
有一日大宝推小宝，小宝推大宝。
“去，你与蜜丝说。”
“不，你说。”笑，“我不说。”
我问：“什么事？”
大宝终于讪讪地问：“你懂算术吗？蜜丝。”
“懂的。”我是真的懂，不盖人。
小宝把算术簿子取出，于是从此之后，我兼任了算术老师，我并不介意。
我想问：“你们的爸妈呢？”但我如果多事，会给小孩子不良影响，事不关己就不必多问。
我没有轻举妄动，我的教育使我尊重别人的生活。
不过除了那个佣人，我始终没有见过男女主人。
孩子们很少想到爸爸妈妈。
直到有一天，我们在书房中练大字，学着“织织复织织，木兰当户织”，因为一声“哗啦”摔破玻璃的声音，我才认识了我的老板。
当时一阵破碎声，我抬起头——“什么事？”我问。
孩子们仿佛没听见，继续写字，定力惊人，使我惭愧。
然后我听到一连串的粗口，一个医生模样的人悻悻地自睡房走出来，他说：“你要起床，尽避起来好了，明天倒下去，你另请好的大夫，我不会再来！”
他带着护士走了。
大宝问我：“蜜丝，我去拿杯冰水喝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