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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故事 第41页

作者:琼瑶

“平先生,能不能借给我一点钱?”

第一次见面,这句话始终问不出口。最后,公事都谈完了,鑫涛送我回父母家。我站在那日式房子的门口,迟迟疑疑,就是不敢按门铃。我等鑫涛走掉之后,还呆呆的站在那门口,想不出见了父母要说什么?认错?不,我不觉得我有错。直到如今,我都不觉得我写《窗外》有什么错。我呆站在那儿,冬天,天气好冷,我就是不敢按门铃。我在门外徘徊,走来走去,走去走来,足足磨到天色全黑,这才鼓勇按了门铃。后来,鑫涛告诉我:

“你知道吗?那天送你到家门口,你看起来好奇怪,所以我并没有走,我在巷口偷偷看着你,想等你进门之后再走。那知道,一等就等了二十分钟!真想跑过来问你,到底你有什么为难之处,又觉得跑出来会太冒昧了!后来,好不容易看你进了门,我才放下心来。”隔了许多年,他又提起那天,他说:“你小小的个子,穿着一身黑衣服,在冬天的冷风底下,走来走去的。我觉得,好像有好重好重的压力,压在你的肩上,你那种‘不胜负荷’的样子,让我终身难忘。”

原来,他那天目睹了我的徘徊。

但是,我还是进了父母的家门。父母毕竟是父母,不论他们对我多么生气,他们仍然没有拒我于门外。我怯怯的看着他们,等着他们骂我。可是,他们只是对着我,轮流的叹气,什么话都说不出来。我可怜的父母,当我一无所成的时候,他们失望伤心。当我终于《写作出书的时候,他们又害怕担心:不知道我的笔下,对父母家庭,会不会造成伤害?看到他们这么难过,我也难过极了。顿时体会到,“写作”要付的代价,岂止是青春年华的默默消逝,它还会让你“孤独”。不止在写作时的“孤独”,还有写作后的“孤独”。瞧,我为了写作,失去了庆筠的爱,又为了写作,失去父母的爱!这代价真的太高了!第二天,我接受了电视台非常隆重的访问,第一次面对摄影机,第一次面对访问的人,第一次用“现场直接播出”,我心里好紧张。鑫涛始终在电视公司陪着我,访问前,就一直给我打气。访问后,他说我讲得很好,保证我并没有失言或失态。那时还没有录影机,我自己无法看到自己在荧光幕上的样子。电视访问完了,我又接受了中广的访问。好忙碌的一天!访问都结束后,鑫涛请我去他家里吃饭,于是,我见到他的妻子和三个小孩。鑫涛的妻子非常美丽,三个孩子活泼可爱,最小的一个儿子比小庆只大几个月。我看到一幅幸福家庭的图画,心中深受感动。看着他的儿子,想着小庆,我自然而然的谈起我的家庭,我的写作,我的父母,我的儿子,和我为了《窗外》,所受到的种种压力。我没有强调什么,只是淡淡的说。鑫涛这才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,我并不知道他前一天曾目睹过我的徘徊,只感觉到,他听得好认真。

然后,鑫涛也谈起他自己,和他办《皇冠》的经过:

“你知道吗?我离开父母,一个人来台湾的时候,身上只有二两黄金,是我全部的财产。那时刚刚大学毕业,台湾人生地不熟,举目无亲,只好在同学家里打游击!”

我听得很入神,因为他来台的情况,和庆筠很相似。

“后来,在同学的介绍下,进入台肥六厂去当公务员。住在厂里的单身宿舍里。当时,有三个朋友和我志同道合,大家决定要办一本综合性的杂志。于是,四个人聚资,拼拼凑凑,勉勉强强的出了第一期。那一期里的翻译稿、创作稿……大部分都是我们自己写的,跑印刷厂、装订厂……都是自己去跑的。第一期印了三千册,把我那间单身宿舍堆得满满的。我们四个人挤在小屋里,人手一册,自己欣赏自己的稿子。”

很亲切的话题,我了解那种“自我陶醉”的滋味。

“然后,我们要设法把这些《皇冠》卖出去。我骑了脚踏车,载着《皇冠》,到一个个书摊去,请他们寄售,他们连寄售都不肯!有几家勉强接受了,却把《皇冠》丢在地上,用许多别的杂志堆在它上面。这样人家根本看不到《皇冠》,我就去把它从书堆理挖出来,请书摊老板把它放在上面。老板瞪了我一眼,生气的说:‘这种破杂志,没有人买的啦!’我听了真伤心。一个月后结算,只卖掉五十七本!我们四个合作的人,合作不到三个月,赔得惨兮兮,三个都退出了,只有我坚持。每个月都骑着脚踏车自己发书,书太重了,骑到后来,大腿两边的淋巴腺都肿了起来!”

我听了,实在非常震动,原来这本已十分成功的杂志,是如此艰辛创办的。假若没有过人的热情和毅力,大概早就收兵了吧!敝不得年纪尚轻的鑫涛,已经“早生华发”了。然后,我们又谈到《皇冠》杂志的现状,说也不信,这本杂志已发行了快十年,仍然非常艰苦,由于利润太少,始终都是“惨澹经营”。鑫涛手下,只有一个职员,厚厚的一本杂志,从看稿、编辑、美工、印刷,到校对,他样样都要做。说着说着,他就笑了起来:“真不容易,现在已熬到第九年,我们终于遇到了一个琼瑶!或者,皇冠是真的要起飞了!”

很大的恭维,我笑了,满怀温暖。那一夜,真是很温馨的一夜。第二天,我就乘火车回高雄,鑫涛仍然到火车站来送我。我上了车,他递给我一个很大的牛皮纸口袋,说:

“一点小礼物,回家以后再拆!”

我拿起来,沉甸甸的,像是一本大开本的书。我收下了,一路都没有拆封。回到家里,庆筠迎了过来,满脸困惑的对我说:“嗒!好奇怪的事,有人送来一架落地电唱收音机!不知道是不是送错了地址!”我奔过去一看,好豪华的一架落地电唱机,四声道身历声的,简直太奢侈了!自从我的小破收音机被小偷偷掉以后,我就和音乐绝缘了。此时看到电唱机,实在惊讶极了。电唱机上没名片,没卡片,什么都没有。我突然想起鑫涛给我的牛皮纸口袋,匆匆打开一看,竟然是一叠唱片,有柴可夫斯基,有贝多芬,有史特拉文斯基和莫札特!我翻弄着唱片,一张小纸条掉下来,鑫涛那天马行空的“草书”,草草的写着:

“知道你写作的辛劳后,深觉惭愧,稿费一直算得不高,因《皇冠》也撑持得相当辛苦。一架落地电唱机,是从闲谈中,得知你们家庭中所需要的,请看在特意让高雄朋友代劳的一片苦心中,笑纳吧!”

我衷心感动,不止为了唱机,还有我手中的唱片,如此细心的安排,实在是个有心人。(事隔多年以后,我笑着问鑫涛:“第一次见面就煞费苦心的送唱片,送唱机,有没有心怀不轨呀?”鑫涛正色回答:“别冤枉了好人!知道你写作得那么艰苦,觉得太抱歉了,想补偿你一些稿费,又怕伤了你的自尊。后来听你说不喜欢热门音乐,比较爱古典音乐,我才好不容易,想出送唱机的点子!”然后,他又笑笑说:“虽然没有‘心怀不轨’,倒的确是‘用心良苦’呢!”)

就这样,我们家里有了唱机,我可以一边写作,一边听音乐,写作时不再那么孤单了。我也有了冰箱,可以一星期买一次菜,节省了不少时间。《皇冠》和《联副》的稿费加起来,已是一笔不小的数字。眼看生活的困窘,即将成为过去。但是,庆筠的落寞和失意,却与日俱增。我越忙于写作,他就越孤寂,我的稿子发表出来,他不再有笑意。一天,他苦恼的凝视着我,说:“我应该到‘清水’去的!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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